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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23 推荐文章- 关于日本政体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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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6年升任正教授至今。191年至92年期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兼任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淡路会议）研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学术委员、日本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企画委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东京财团比较制度研究所（VCASI）研究员等。
今天能回到母校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感到很高兴。首先要感谢王锡锌教授提供这个对话平台，感谢陈端洪教授担任本期论坛主持人，感谢李强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进行评议。 ( http://www.tecn.cn )
我这次选择了关于政治改革方面的内容作为讲演题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讲台上提出民主化制度设计之议，主要出于我对母校精神的一种认知。我认为，在这里面对的听众，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精英”，至少应该是北京大学更需要着重培养的那种肩负民族使命的精英。根据我的理解，真正的精英是能够超越世俗的、功利的目标的，要考虑本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精英当然必须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实务技能，同时也要广泛涉猎那些本行以外的各种领域，要有全面的教养和政治责任心，要有极其广阔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对专业的或者非专业的问题进行富于远见卓识的判断。也就是说，真正的精英既能务实，也善于务虚，特别是应该具有一种超越目前现实的洞察力和综合判断力。于是我选择这个题目对你们说。 ( http://www.tecn.cn ) 另外，我的发言还出于这样的社会判断：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作为判断的指标。 ( http://www.tecn.cn ) 一个法案是指今年３月全国人大刚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 http://www.tecn.cn )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三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在今年２月出版的《炎黄春秋》里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前面那篇可谓中国建国五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当局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１９９２年署名“皇甫平”写的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次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１９８６－８７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 http://www.tecn.cn )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目前在中国谈论民主的都是年级比较大的老人。比如，谢韬先生已经年过八十好几了。按说，更有激情和现实需要来谈民主的应该是年轻人。在国外，民主化诉求往往首先由大学生和中青年市民提出来。在中国，历来谈民主谈得最热烈的是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似乎倒过来了，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好像一群八十多岁的老人是要以另一种方式“为民作主”呢。( http://www.tecn.cn ) 除了前面提到的党内非主流派的两篇政论外，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２月下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１９８７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法制――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的蔓延、政府的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 http://www.tecn.cn ) 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民主化这一点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 http://www.tecn.cn )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了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从二十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像社会民主党了。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最近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 http://www.tecn.cn )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他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 http://www.tecn.cn )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日报》的论坛里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做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希望中国正在走向关于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决断。 ( http://www.tecn.cn ) 很多朋友比较着急，追问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做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高官阻挠财产申报制，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以致引起大面积的制度失灵，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不涉及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但对政治改革的严防死守导致在这方面的言行风险极大，导致普通群众噤若寒蝉，只等待别人或者上层来捅破窗户纸说亮话。所以目前要推动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打破各种顾忌和禁区。所以，减少民主化努力的社会代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 http://www.tecn.cn )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了，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贫富悬殊导致个人诉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又缺乏把各种选择加以组织化的机制，这时不扩大普通选举的范围弱势群体就会感到求告无门，而立即把选举制度改革力度太大，很可能使政治决策为情绪或短期行为左右。这里存在着投票权悖论。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妨碍决断。 ( http://www.tecn.cn ) 由此可见，降低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尽量确保优化选择、正确选择，是促进决断的重要条件。所以，为了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断，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来看政治的本质，来把握改革的方向。 ( http://www.tecn.cn ) 李强教授是政治学专家，关于什么是政治，他可以给出很多定义。我们在这里先不谈理论，只从身边的事实出发。其实，我们每天都与他人打交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就是政治性活动。所以不妨给政治下个简单的定义，即对那些涉及众人的事情作出决定就是政治。一般说三人成众，但在最简单的两人互动也可以有政治。比如一对恋人约会，是到餐馆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是游公园还是逛马路？都需要共同决定。有的人是完全照女朋友说的做，有的人是男朋友的意见都不反对。这意味着一方决定，一方服从，究竟谁服从谁，要看力量对比关系。当然，这时的力量对比是指魅力，而不是暴力或其他实力。如果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比较均衡，就会采取其他决定方式。例如摆出理由来互相说服，或者协商到意见完全一致，或者抓阄，有很多选项，可以从中择优采用。如果是三个人甚至更大群体的决定，就会更加复杂，可能按照先例办，也可能推举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聪明人作决定，也可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什么神奇或可怕的，无非是对公共事务作出适当的决定而已。 ( http://www.tecn.cn ) 应该首先从如何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开始谈政治改革。现在讲民主化，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就像洪水猛兽。政治话语里有好多禁忌。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映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健全的民主政治，会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所以俞可平教授要强调民主是好东西。另外，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刚才两个同学介绍的本周法治热点和实例已经说明了这点，如漫游费该不该收、“牙防组”为什么能悠忽全国人民、“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这些事情上看政治改革，民主化就比较容易找到共识，能找到切入点。 ( http://www.tecn.cn ) 我还要特别强调，透明财政和集体谈判是从身边事情开始推动民主发展的双轮。基层政府的财政，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决定很重要，这就是极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围绕分配公平，当然会出现谈判现象。在谈判当中，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交涉能力也不一样，很难对等，也就很难实现公平。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增强弱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交涉力呢？这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民主化也就有其必然性。弱者如果有了投票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免得他们以强凌弱、仗势欺人。所以民主选举有利于弱者。弱者如果还有团结权、那么投票权的行使就不会分散，就更有目的性。弱者组织起来很重要，这个命题毛泽东早在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提出来了。比如同性恋是少数派，在欧美各国他们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进城农民、下岗职工当然也属于弱势群体，但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抵制侵权行为呢？可以容许性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组织，就应该容许我们的农民工人兄弟们组织起来自治和自救，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处在民生与民主的结合点，很有探讨的必要。 ( http://www.tecn.cn ) 至于国家政治，涉及到社会结构、规范、制度等等。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以家族为模式来设计的。国与家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所以政治生活称为“国家”。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家族格局和父权家长制统治方式。１９７０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彻底的核家庭以及“８０后”独生子女世代。再按家族模式重建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国家统治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公司治理的模式。 ( http://www.tecn.cn ) 大家都知道，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出于生存、营利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不断合理化。作为组织系统，公司的治理原理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启示的。国家要强盛，也必须不断使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断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一个国家如果管理得像优良企业，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经营，还要关注国家经营。“国家经营”的说法不是我的发明，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他早就提出了“国家经营”的说法。对照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来检查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应该是简便易行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 http://www.tecn.cn ) 判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首先要看收入和支出，然后再考虑改进收支状况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现状，有两个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95%来自税金。这是很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再靠国营企业或政府直接经营来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纳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国家经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问题：既然政府收入的95％来自纳税人，那么它的行政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能不能让95%的纳税人满意？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过去25年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了八十三倍。财政开支增加了，城市变得更漂亮了，公共设施改善了，这都很好。但是收入与开支是否达成平衡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向社会汲取过度啦？这么大笔的开支，钱都是怎么花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引出国家经营的主张，也会导致政治改革。所以，民主化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表现，也不是谁吃饱了撑得拍脑袋异想天开。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需要。 ( http://www.tecn.cn ) 从公司经营看国家经营，参照公司法再来探讨国家治理的规范，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从财权与事权的配置上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理解技术性的“预算议会”的作用，把股东代位诉讼与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等等。 ( http://www.tecn.cn ) 最后我要强调，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有一点变化是国际社会瞩目的，这就是公司经营中党组织定位的问题。其实国家经营中党组织究竟应该怎样定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定位的一些变化。例如“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还要求党代表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当然，它还是集中化程度很高的“组织型政党”，并不是议会政党。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否适应社会已经多元化了的格局，现在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于是才有“党内民主”之说。“党内民主”可以使党的科层制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党员代表常任制、党内分权制衡等改革举措使党的组织结构更有弹性，进而可以对组织政党的定位进行调整。 ( http://www.tecn.cn ) 从政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我们是不是要干脆来个西方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在政治理念上，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样的政党政治的确更适应社会多元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民主决策。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有些偏颇急躁，会造成欲速不达的后果。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也有优势，这就是可以深谋远虑，不必顾忌社会短期行为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既有的社会构造进行改造的历史阶段，政府的合理化举措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出生的阵痛，未必总是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时，如果存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对手很容易提出讨好选民的口号，很容易把眼前的利益变成政治对立的焦点，很容易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为了避免落选，执政党不得不迎合世俗倾向，牺牲长期合理性。但在一党制下，推动改革的领袖集团更有力量克服保守势力的抵抗。尽管一党制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根本感觉不到正当性竞争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就难以反映社会不同诉求，举措就会僵硬，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深谋远虑的决策在执行阶段也很容易被扭曲。 ( http://www.tecn.cn ) 换句话说，即使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党制是必要的、有某种优势，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限制过度集中化、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要精心设计良好的制度框架，让长期执政的那个政党感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它的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各种必要的限制。与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同，但又能避免一党独裁流弊的制度框架应该怎样设计？在一党制下能否模拟两党或多党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在这里，日本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 http://www.tecn.cn ) 我提请大家注意日本政治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一个半政党制”。这个说法是一个叫冈义达的评论家在1958年提出的，能充分反映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年体制的本质特征。顺便说明一下，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的说法出自著名的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自1955年保守合同起，自民党长期执政达三十八年，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共同主导政局。日本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加起来议席数只有自民党议席数的一半，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只相当于半个政党。所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那相当于“半个政党”的在野党派，虽然没有能力夺取权力，但却有足够的能量通过选举运动和民意支持率变化对自民党施加正当性压力。这样的经验对我们考虑今后政党制度的改革很有启迪。 ( http://www.tecn.cn ) 另外，日本自民党内部模拟多党制的作用、实现组织结构弹性，通过派阀政治保持多样化与整合化的平衡的经验，也可供参考。日本自民党内一直存在8个派阀，中国共产党外一直存在8个民主党派，两者可有一比，很有趣。日本自民党内的8个派阀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分化组合，很有些纵横捭阖，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派阀政治。在那里，政策主张是多样化的，接近多党制的政策竞争机制。但因为同属一党，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但是，真正要模拟多党制的活动，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压力，否则就容易出现黑箱操作、密室交易、结构性腐败不断蔓延的局面。在这里，自民党以外的那“半个政党”以及选举投票就起作用了。除了“半个政党”的外部竞争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至关重要，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不受政治讨价还价左右的行政官僚制度，加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半个政党”在野势力，画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疆界，为政治腐败构筑了两道防火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机制。 ( http://www.tecn.cn ) 但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过长，那“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就越来越没有干劲了，越来越失去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行政官僚也逐步产生对执政党的政策依赖感，与有力政治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状况形成后，“一个半政党”加派阀政治的格局就逐步变质，结构性腐败开始蔓延，民众失望之余开始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于是无党无派的选民群体陡然增大，他们的易变性投票行动对政局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无党派群体的涨落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但从1991年起，上层的渎职丑闻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的幅度与无党派群体的增长幅度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此起彼伏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最后在1993年引发政治大地震，自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惨败，政权易手，党派大洗牌。后来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重新执政，到小泉内阁时期特别注意争取无党派群体，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明显回升，并以民意为杠杆调动各个派阀的力量、推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 http://www.tecn.cn ) 我们能否借鉴日本“一个半政党制”和党内派阀政治的经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选项？能不能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佳组合，或者最佳设计方案？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设问，怎样才能减少政治改革的代价？怎样才能以社会的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 ( http://www.tecn.cn ) 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在政治改革中要减少社会代价，首先必须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防止各种政治机关的角色错位引起混乱。这个从日本的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后，虽然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是其能模拟多党制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一党执政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行政官僚逐步受制于政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出现了，欧美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在法国、意大利。这样情形会影响到政治改革。在1993年日本自民党突然下台后，出现了政府机构不知道如果实施行政举措，新的执政党议员不知如何运用官僚组织的混乱局面。政治改革后党政关系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两者之间协调变得很困难。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现在我们加强学习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党政分离让行政部门独立自主地直接面对社会诉求，就是很好的应对之策。另外，政治改革中很容易出现的权力真空，在相当程度上还要要靠司法权来填补。这注定了尽早建构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在座的各位大有可为哟。 ( http://www.tecn.cn ) 其次，在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方面，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适当模式的问题，需要研究宪政发展史，透彻地理解不同制度设计的原理。众所周知，英国是现代宪政之母。从英国宪政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到四个基本阶段和类型。即：绝对君主制，然后是限制君主制，接着出现了二元议会内阁制，最后发展到现行一元议会内阁制。欧美其他主要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或者某个类型的翻版或改良品种。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实际上就是限制君主制的变种。法国第五共和制则是很典型的二元议会内阁制。德国虽然也属于一元议会内阁制，但没有英国那样的虚君，只有象征性总统。可见，各国虽然各有特色，但又有共性，不同模式之间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的设计，更要注意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在这里，比较适合于当前中国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从传统的强人政治出发，选择类似美式总统制那样的制度设计，使国家元首实权化。另一个是从社会稳定以及协调的需要出发，选择类似德意志联邦共和制那样的一元议会内阁制，使国家元首象征化。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组合或者新的制度设计方案，这里仅限于提出问题。 ( http://www.tecn.cn ) 在讨论减少政治改革的社会代价时，不能不指出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徵——渐进式改革。这样的渐进做法使我们避免了混乱，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实现了最小代价、最大收获。因此，中国政治改革也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路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政治改革在渐进中也有需要当机立断之处，渐进举措也不一定都能减少代价，在有些场合可能反倒增加制度成本。例如中国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潜规则”。当渐进改革始终在回避对政治理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表白时，国家实际上是在默许某种非法化的状态。国家可以知法违法，那么民间或许就会在非法化方面走得更远。结果是非正式的规则压倒了正式的规则，政治活动失去所谓“法律确信”，变成无原则的、无止境的利益博弈。这个问题现在异常突出。就好比大家在剧场看戏，中间有少数人不守规矩，为了自己看得清楚，站了起来。如果这时没有人制止，那么后面的人就会无法欣赏表演，只好也站起来。你也站起来，我也站起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只好站起来。结果可能还是有一部分人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视线，大家还都无法舒服地坐下来，从总体上看效益反倒更低了。不遵守交通规则抢先而引起交通阻塞的情形也差不多，大家在北京经常碰到。这样的结局是荒唐的，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代价。 ( http://www.tecn.cn ) 渐进改革减少制度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利益驱动。与在座的各位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利益驱动表现为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但结果怎么样？本来现阶段中国推行法治是很需要法律人才的，但在毫无计划的发展之后，全国的法学教育规模突然增加到将近600所法律院系，在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达到３０万人，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于是造成高等学位贬值，于是加大就业的社会成本――让高中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大学毕业生去做，让本科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硕士或博士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待遇不高，个人家庭得不偿失，青年就有失落感甚至绝望轻生；如果实行差别待遇，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成本，用人机构得不偿失，企事业单位就只好减少雇用，进而促成恶性循环。这样的怪事也提醒我们，如果利益驱动的非合理性不能克服，民主化也缺乏慎密的制度设计，就很可能导致某种昂贵而腐败的民主政治形态。所以我认为，要从国家经营的角度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 ( http://www.tecn.cn ) 鉴于上述各种情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的决断是必要的，不等继续拖延。其实任何大的改革举措，从引进到稳定和协调地发挥作用，一般需要经历二十来年的时间。假如今年达成共识，奥运开完后不加大实施力度，那么到20多年甚至更晚一些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不能使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市场经济相吻合。中国两极分化很利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代表，他们有没有耐心再等几十年呢？没有制度化的谈判机会和救济，有些个人很可能铤而走险，形成破坏性力量。到了那样的场合，维持现状的制度成本显然远远高于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对律师维权活动限制太多，等于堵塞了在体制内寻取解决方案的渠道。另外，连半官半民的非政府组织都严加限制，等于不给政治改革预备缓冲的气垫和接替的托盘，使政府始终无法从某些领域中抽身并重新定位，结果只留下要么旧态依然、要么全面崩盘这样二者取其一的简单选项。所谓政治改革的决断，至少应该从这样的依法活动过程中开始进行吧。 ( http://www.tecn.cn )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地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到了需要对政治改革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因为在物权法通过之后，体制的改宪活动就走到尽头了，所以从此以后，法律人的共同诉求应该从“护宪”转变成“改宪”，以便明确国家经营的目标和事业范围。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这本书中指出，当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既有利又有弊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就非常重要；如果宪法设计得好，民主化就可能成功；如果设计不好，即使推行政治改革了，仍然可能失败。中国在目前谈民主，条件的确有利有弊，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改宪的要求，精心设计一部好的宪法，就是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必要保证。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改宪的主张，这是第一层意思。 ( http://www.tecn.cn ) 第二点，关于改宪的基本宗旨，我认为要以财政预算案的审议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对行政服务和分配过程的民主监督。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前不久指出，对于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而言，如何寻求一种机制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这是个关键。依我的看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党政官僚的高效管理就是精英主义，加强财务透明化和预算审议就是平民主义，也就是应该把“行政支配”与“议会监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党制下的腐败和权力滥用、才能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 http://www.tecn.cn ) 第三点看法涉及如何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要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广泛的共识不行。关于民主化的决断，在平民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但在官僚集团里、在权力精英阶层里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容易了。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更需要说服官僚们，否则再好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嘴边纸上。我认为，目前反腐败的严刑峻罚就构成说服官僚集团同意改革的很有利的契机。不信你看看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贪官忏悔录，在为自己开脱的时候都强调客观原因，急于证明腐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来治病救人好了。与死活的问题比较起来，民主化的问题就显得容易达成共识了。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谈政治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的举措，并使之制度化。至于什么是有效的外部监督，答案也就不难得出了。 ( http://www.tecn.cn )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都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硬性框架，让自由竞争的激流在其中形成一片又一片湍急的漩涡，还是建立某种多样化的弹性结构，使翻腾的洪水能够得到因势利导、分流以及趋于和缓？也就说，中国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实现体制转型软着陆，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全球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要靠在座的各位群策群力。因为你们是中国真正的精英，应该意识这一点，去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 http://www.tecn.cn ) 谢谢大家。 ■ 问答部分 问１：从历史来看，中国老百姓对合法性没有什么意识，这个怎么解决？季先生，谈到官僚问题，可能是公民的意识问题，可能是体制外的问题。这个怎么看。 ( http://www.tecn.cn ) 季卫东：你提到关于合法性的公民意识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未必仅仅是认同感和秩序，与利益之争的正当性也有关系。我们看到中国是有利益之争的。我们中国的公民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很有意识的。如果通过制度渠道来追求利益，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规范根据来，就转换成合法性问题。 ( http://www.tecn.cn ) 至于公民是否具有关于合法性的知识，其实我们只要去农村走走，只要看看村民选举以及上访的实际情况，就知道，即使最基层的群众也清楚自己的利益或者权利在哪里。他们会比干部甚至大学生更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那些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就会有理有据地进行正当化的论证，就会表现出合法性意识。 ( http://www.tecn.cn ) 至于官僚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到体制，那要看公民能不能对干部进行监督，通过法律手段防止权力被滥用，从而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如果不行，官僚胡作非为的问题就与体制有关，不是体制外的。如果我们把问题还原到这个层面，民主能找到切实的根据，公民也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秩序的合法性。 ( http://www.tecn.cn ) 问2：日本的腐败您很清楚，如何看待结构性的腐败。如果透明化，民众和政府较真了，日本怎么看待？中国，民众应该选择程序上争斗，还是选择无诉讼的状况？ ( http://www.tecn.cn ) 季卫东：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有在一个比较均质的社会才能实现民主，所以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当社会很不平衡、缺乏均质性，当现实不能达到比较平等的水准时，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在一定条件下的平等性，强者与弱者至少在法律装备上应该是对等的，至少存在制衡的手段和机会。所以我认为民众应该选择在公正的程序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选择无诉讼、息事宁人的态度，那就等于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选择法律程序之外的非正式的解决，很容易导致被事实上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的结局，或者逼得兔子急了咬人，引起暴力冲突。在农村强调权利保障问题，不是强调你争我夺，而是强调所有的正当诉求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制度化保障。 ( http://www.tecn.cn ) 至于日本的腐败问题以及怎么预防和治疗腐败的方式。我们知道，日本的确存在“金权政治”的说法，一些政客与财界的勾结和腐败也很严重。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国家对腐败的追究和制裁是很严厉的。日本检察厅可以逮捕田中角荣总理，或者金丸信副总理，追究这样顶层政治人物的渎职行为，可见日本的法律是起作用的。另外也要看到，其实日本的问题主要出在政界，行政部门很少见，所以腐败程度还是很有限的，拿公务员制度以及官僚操守进行国际比较，日本的情况很廉洁、有效率。比如企业请高级官僚打场高尔夫、吃顿每人5万日元的盛宴，就有可能被新闻披露，甚至被追究责任。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算什么？总之，日本的民众还是很较真的。另外，日本还提出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制度，清除结构性腐败，这些举措我们都可以借鉴。 ( http://www.tecn.cn ) 问3：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不公平，这个时候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中国如何平衡？党内民主或者协商民主能否解决这类问题，保证人们的利益不被侵害？ ( http://www.tecn.cn ) 季卫东：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是配套的。刚才李强教授说这个是中国特色，我同意。 什么叫协商民主，必须把概念内涵整理清楚。其实只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协商。要让人说话，否则无法协商。当然，协商的目的是要作出决定。如果说决定要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做，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协商民主，那是很难实现的。即使有时能达成一致，也会比较脆弱。所以，要保证最后能作出决定，避免各说各话的混乱，不得不导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不得不承认投票政治。另外，我们只要谈协商民主，其实是不能回避谈判的。所谓协商，就是谈判，否则就没有平等的协商。谈判这个说法就是承认对话或者讨论参加者的对等性和主体性。为了切实保障这样的对等性，需要公正程序的规则。我们必须从这个法律角度考虑协商政治。 ( http://www.tecn.cn ) 再来看党内民主。这里也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应该强调选举、票决以及政策竞争。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各国是党外民主，党内讲集中，有寡头化倾向。只有这样，政党才能有统一的竞选纲领与其他党派竞争。在中国，因为执政党是全能的，所以要反映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须搞党内民主，这样做是现实的，是中国特色。在考虑一个政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时候，要注意法律上的禁止利益相反的代理的原则。因此，一旦承认党内民主，就意味着党内要承认不同的声音，甚至承认不同的政策团体进行党内竞争，以全面反映不同群体的要求，模拟多党制的功能。这会导致政党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类似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那样的机制。 ( http://www.tecn.cn ) 我已经说过，从模拟多党制功能的角度来看，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独立自主的公务员系统，还需要党外的正当性竞争的压力。这就要回过头来看协商政治。所以我说党内民主与协商民主是配套的。如果从目前政协的模式来把握协商民主，那意味着大胆发言，无权表决。这很难产生压力。如果大胆发言了，别人不听怎么办？这样的协商民主不可能防止像“反右”或者“文革”那样的事态重演。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谈判、投票的权利，要考虑类似“一个半政党制”那样的设计。至于中国的那“半个政党”从哪里来？答案要靠大家寻找。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 http://www.tecn.cn ) 问4：实现民主化，谁指挥枪？如果我们不民主，那么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带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灭亡。 季卫东：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这本书中说过，如果军队和警察力量没有完全控制在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些官员手里，民主政治制度就不能维持和发展。也就是说，稳定的健全的民主必须处理好谁指挥枪的问题，实现对军队的文民统制。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出现“用枪来指挥枪”的事态。一种情形是军阀混战，这就是中国20世纪前期悲剧的重演。我们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另一种情形是武装起义，在制度上求告无门的时候，基层群众诉诸暴力解决，这意味着我们还是没有跳出历史的轮回。要跳出这样的怪圈，只有民主化。与其面对是军阀混战、还是民间持枪这样代价惨重的选择，还不如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包括军队的国家化。那么在这项改革成功之前究竟应该由谁来指挥枪呢？现在中国军队的文民统制还是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来实现的。 ( http://www.tecn.cn ) 问5：民主可以使统治强化。但我总觉得民主是使得权力分散的。一个权力分散的政府，如何强化？ 季卫东：民主并不导致分散，相反，是一个通过政治参与做出公共决定的程序。在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才更有约束力、才让人服气。我们现在看到在处理问题时的扯皮，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独裁使人心涣散，又往往力不从心。正因为不民主，才会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事，才会授人以柄来嘀咕凭什么服从之类的问题。民主使政权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可以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防止离心力造成的分散。尽管这么说，我们还是要看到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一套严密的制度框架对民主是否成功至关重要。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民主就有可能导致权力分散以及无法作出决定的结果。 ( http://www.tecn.cn ) 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加强民主的功能、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这是在座的各位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大家把制度设计考虑好了，中国在21世纪才有希望，民主才不会混乱。只有这样，民主化才能给中国真正带来文化上的软权力。当然，这种民主模式必须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外国的压力下形成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只有这样，民主化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在中国行之有效。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因民主化而混乱，政治改革才能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所以我强调精心设计制度的重要意义。我寄希望于大家。 ( http://www.tecn.cn ) （袁毅等整理） 2008/8/17 推薦書籍（回國以後看啦）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面临的一道迫切难题。2008年2月，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书籍--《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下简称《攻坚》），自进入公众视野后便受到了外界的格外关注，这不仅与其敏感的内容有关，更与该书作者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来自中共重要智囊机构--中共中央党校。于是，外界普遍猜测这本书有着强烈的官方背景，代表着官方的立场。《北京周报》记者采访了担任《攻坚》一书总撰稿的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北京周报》：《攻坚》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关注，这种结果是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周天勇：这本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确实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在我看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谈论了很多年，但具体怎么改，以及改什么，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系统的总体方案，而《攻坚》一书正好迎合了这个需要；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又大多体现在政治体制层面，如果不改革，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第三，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国际场合也明确表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中国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周报》：现在外界普遍猜测《攻坚》有官方授意或认可的成分，是这样吗？ 周天勇：《攻坚》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官方背景。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课题，由中共中央党校来做是最合适的，具有很多独特优势。换句话说，如果由其他研究部门来承担，很可能夹杂部门利益在内，导致研究结果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这么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课题，一般的研究部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政治体制运转的实际情况，很难或者不敢有所突破。
《北京周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真的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周天勇：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不改没有出路。在我看来，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来自于未来的压力，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危机：第一，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即重视工业,高资源消耗，以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推动，而第三产业总是发展不足,这种发展模式显然给资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第二，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这个13亿的人口大国怎么解决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压力越来越大的城镇就业问题；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创新活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某些环节管的过死，如行政审批、注册登记、罚款收费等，其结果是腐败滋生，加大了交易成本，消减了创业积极性。 《北京周报》：政治体制改革从实际情况看来进展还是比较缓慢，请问其中的主要阻力何在？ 周天勇：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有了改革的决心，从目前来看，主要阻力是来自于某些权力部门的利益之争。
《北京周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是事实，但改革总得要进行，您认为突破口在哪？ 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而政府改革的重点是预算改革。在中国当前情况之下，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为此就要进行预算改革，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北京周报》：在您看来，如何进行预算改革呢？ 周天勇：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预算改革：一，全部收入统一收到财政部，不能以各种形式分留在某些部门，中国政府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家底”到底政府各部门收了多少钱；二，国务院设立预算管理办公室，会同财政部编制预算，这样是为了把财政收、支真正分开，即财政部只管收钱，编制预算则主要由国务院预算管理办公室来负责，不能像如今财政预算的收支安排均由财政部来完成；三，财政预算应该提前半年或者九个月提交到全国人大代表，为他们审议财政预算留出足够时间，不能像如今直到开会时下发给人大代表；四，在全国人大设立预算委员会，由这个机构负责对预算进行审查，然而把审查意见汇总到人大代表和专家委员；五，人大代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对财政部、预算编制机构进行质询，双方应该展开辩论，必要的时候还要就其中有争议的内容举行听证会。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北京周报》：根据《攻坚》一书，到202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成初步的民主法治国家，请问这个目标的具体内涵包括哪些方面？ 周天勇：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在党的层面，是要实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二，形成人民、人大、政府、司法之间的制衡框架(the framework of checks and balance)。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议会制度本质上是辩论制度，可是现在中国人大代表的规模达到了近三千人，由于时间和成本的原因，根本无法形成辩论制度，为此中国应该缩减人大代表的规模；三，民间组织充分发展，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显著提高，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得以形成。
《北京周报》：根据《攻坚》一书，到2040年，中国应该建成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对此，有舆论认为，您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过于遥远，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天勇：《攻坚》一书的重点是分析2020年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至于从2020-204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如果外界把重点放在2040年这个节点上，实际上是偏离了本书的主旨。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计划的，我觉得这种看法不正确，改革一定要有计划，有计划总比没有强，因为任何改革应该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但是，结果到底如何，还主要取决于实际发展情况。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如果能实现《攻坚》设计的20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我看来，这里面的难度其实很大。至于设置2040年的远景目标，我想2020年以后，还会有新的研究报告出来。
《北京周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您反复强调要保持政治上适当集中以及社会稳定，请问理由是什么？ 周天勇：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强有力控制下保证不出大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能在这种强有力控制下推进改革。任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以导致国家解体为代价，这是改革的底限和原则。 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模式，面临什么情况，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在这方面，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借鉴，更多是走自己的路。中国整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稳定的国家，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
背景 《攻坚》的核心内容： 《攻坚》一书，由一章总论和十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组成，明确回答了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十个研究报告涉及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人大制度的改善、政协体制改革、立法民主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预算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司法体制以及民间组织与宗教等。 《攻坚》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三步走”的方案：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2001年，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从2002年到2020年建成一个初步的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在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子阶段”：2002年－2010年，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进行一些国家权力和司法机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2011年－2016年，重点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2017年－2020年，在前两个阶段培育社会组织和发挥宗教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对社会有益的宗教体系，形成现代的公民社会。 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40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2008/5/10 堪培拉護佑圣火特特輯-第二幕：漸進堪培拉護佑圣火特特輯第二幕：漸進
聯邦大道對面的隊伍，與我所站處相對
突然一群警車開入聯邦大道中央綠化帶
警服上標誌為“Federal Force”（即“聯邦警力”），區別与各州的“州警察”（比如墨爾本的“維多利亞警力”Victorian Police)，因為堪培拉是澳大利亞聯邦的首都，因此此為堪培拉專利，類似我國北京的各個機搆均加上“首都”的頭銜e.g.“首都警察”。
背對我的是一女警，挂左輪的。
仰望格裏芬湖，火炬會從對面的國會山前的“舊國會前廣場”渡過湖面傳遞過來，大傢都在焦急的等待，還好現在出太陽了，不太冷
焦急的等待
空中
對面舊國會前廣場上昇起的熱氣毬
對面的舊國會（白色建築），后面很高的塔尖是新國會和國會山所在地。
舊國會前前廣場前聚集的隊伍
焦急的等待
焦急的等待
焦急的等待
開道的警車
開道的摩託車隊，清一色的德國寶馬（BMW)
大堆警察
清一色的德國寶馬(BMW)摩託
清一色的德國寶馬(BMW)摩託
我正面的兩位
清一色的德國寶馬(BMW)摩託，右邊是澳大利亞聯邦警力的徽章，可以看到頂上的“愛德華皇冠”（永遠忠于英國女王）
討論
開道
高中女生的啦啦隊
終于看到火炬手，在我正前方
感謝大傢，鞠躬
準備開始
開道
過來了
狂閃照片，跑的異常的快，大傢都跟着追
追啊～～～
正面
火炬交接完后停下接收採訪
一路上
一路上
聯邦大道對面的女生
對峙，第一位Zang Du
對峙
后面
街中心
路上
到達聯邦公園－官方遊行地，等下會爆髮
集中
畱影
祖國萬歲！
格裏芬湖
CNN的控訴
悉尼僑界大隊人馬敲鑼打鼓，舞獅子
悉尼僑界大隊人馬敲鑼打鼓，舞獅子
集中
這是一傢人
對峙
對峙
“世界人權組織”
集中－聯邦公園
聯邦公園
聯邦公園
Zang Du的大批也集中過來了，全面的爆炸正在昇溫，我在第一排
Zang Du的大批也集中過來了，全面的爆炸正在昇溫，我在第一排
馬上被包圍
馬上被包圍
馬上被包圍
馬上被包圍
完全被包圍的Zang du
完全被五星紅旂包圍的Zang du
警察保護下，得以茍且求生
警察保護下，得以茍且求生
警察保護下，得以茍且求生
大量的集中
警察開始急了 未完：下一幕：爆髮！ 2008/5/5 堪培拉護佑圣火特特輯-第一幕：序曲百忙之中，奮不顧生，將4月24日之堪培拉護佑圣火傳遞的圖片奉獻上來，供大家鑒賞。 因時間有限，今日上傳第一部分，後續部分將會隨後上傳，敬請關注。 第一幕：序曲 23日晚8點集中墨爾本Telstral體育館前廣場，共計約60輛長途巴士等待。 本次活動集墨爾本大約3000多人，悉尼6000多人，另加布里斯本，塔斯馬尼亞，阿德萊德，珀斯等星夜兼程而來的留學生/華人共計15000人左右（官方估計為20000人）。堪培拉雖為澳洲首都，然人口僅為30萬。 此次集會的目的：護佑奧運圣火順利過境的同時把堪培拉變成紅色的海洋。
晚8點左右的Telstral 運動館前廣場
高架橋下，60輛巴士，場面蔚為壯觀
60輛巴士，場面蔚為壯觀
60輛巴士，場面蔚為壯觀
抵達堪培拉
抵達堪培拉
抵達堪培拉
抵達堪培拉
這是我們車的“車長同志”（其實就是每一車的導遊）
堪培拉的清晨并不寧靜
少女，國旗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
這夥同志是悉尼的大隊
左邊墨爾本與右邊悉尼的大部隊會師以後齊步同進
安全“飛度”高速路成為一個難點
橋上是悉尼的大部隊
等待。。。
沖啊~~~（沒有車的時候）
悉尼的大隊
等待
前進
國旗
紅人
“24日本路將暫時關閉”
等待。。。。
討論
這輛車定是驚異中
穿越
這是我們的最後站點，位於火炬傳遞的開頭部分，格裡芬湖岸邊，等待火炬（火炬將從這條街即“聯邦大道”開始傳遞）
最後的站點，等待火炬（火炬將從這條街即“聯邦大道”開始傳遞） 未完 2008/4/14 百忙之中的更新-墨爾本聲援全球反暴力反藏獨遊行4月13日，墨爾本聲援全球反暴力反藏獨遊行順利進行~ 很遺憾，因學習繁忙未能參加，以下照片皆為好友Austine (李程遠）手機所攝（同為俺的室友，學Journalism記者學的激情小生，頗有實習記者的架勢）。 此外，關於本月23，24日堪培拉護佑奧運圣火傳遞的動作我仍在考慮中。 本次活動得到各方大力支持和援助，墨爾本大學，Monash大學等本地高校的中國留學生皆為主力。此外亦是與悉尼的遊行同時舉行。 國旗等均免費發放，500件統一T-shirt在1小時內盡數被搶購一空，大家情緒激昂，不過皆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闡述事實真相。 遊行路線沿Swanston街從聯邦廣場（集合地）到達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為止，沿途吸引墨爾本市民大眾廣泛關注。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 這位先生身穿當年軍裝（60年代），不過遺憾自己沒有帶軍帽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 "Violence is wrong"(暴力是錯誤的）
遊行中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前廣場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前廣場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前廣場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
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前廣場
Swanston街-遊行中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聯邦廣場 2007/9/19 写在9.18~国耻日本人在Channel的space的回复，复制过来
其实对于9.18，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自省，自问和自强”，双眼不要被疯狂的民族主义所蒙蔽，这样吾国才有希望～
对于你提到的cosmopolitan现象，我认为其实不必太过于在意，国家社稷等等只要这个社会精英阶层能够领会，那些普通的年轻人即使不加思索的忘却，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日本的现实不也是这样麽？我和日本同学Kana就曾经提到过历史等问题（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不过对于日本的Me 一代（80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大脑里装满了Nitendo,Dior,Square-Enix,etc，本来应当用来记忆历史的区域被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种种亚文化所充满，所以，看到2005年的反日游行，他们更多的是不解和无辜，因为他们对过去的历史一无所知（包括本国的历史），好比一个人好端端的在大街上走，突然被别人狠狠的打了一个耳光，感觉特别无辜和茫然，最终演变至厌恶，而这种误会中的厌恶感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日本右翼的崛起和小泉的连任（国民需要一位强硬派领导人），加上日本的“失去的十年”，自然小泉的连任和参拜靖国神社是常理之中的事情，而这种举动返回来又刺激的东北亚各国更加反日的情绪，由此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纵观这一切，其实我们更应当审视一下自己，对于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日本年轻一代，到底是不加思索的批评甚至漫骂还是采取其他更加务实和聪明的方式，值得思索。
再者，国家崛起（确切的说应该是恢复之前2000年固有的地位），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仿佛都要在这个时间发泄出来，这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同时，我们不要被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蒙蔽了双眼，1840年中国人被英国人的船舰炮厉所震撼，后来的100年，中华无数的有识之士和社会精英都在寻找振兴吾国的途径，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于西方先进思想的诉求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很多时候，这种诉求被广泛的民族主义所阻碍。
诚然，中国毕竟不同于日本，吾国有长达4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并且在过去的2000年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世界强国，仅仅是过去两百年的衰落，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的文化延续几千年而没有断代，中文也是现在最古老的仍在被使用的文字。中华文化对周遭的日本和韩国的影响也是世人皆知的，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于西方基督文化的一种母文化，她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相反，只会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因此像日本那样的全面西化在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正是因为此，才造成了中国对西方学习的局限性，但是中华文化延续几千年源远流长，证明了此种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仍然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还是更加务实的做法，也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总之，对于曾进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更多的是自省，自问和自强，那些整天说白话，肆无忌惮的漫骂的所谓“爱国者”仅仅是无知的社会下层罢了（下层的贫苦生活环境造成了他们需要找到理由和对象去发泄，这点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只要社会的精英阶层意识到这一点，吾国的未来就是光明的。另外，别担心没有年轻人关心国家社稷，你我不正是其中之人麽？呵呵～ 做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温家宝
2007年5月14日，我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2007/6/7 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之讨论-我与Richard的MSN讨论2007/6/4 Youtube上的有趣视频（2）国际少年运动会－大陆选手抢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说实话，我认为抗议要分方式和场合的，这种过激的举动是不太可取的甚至有损国家形象）
台湾民进党的宣传片
台湾民进党的宣传片
台湾加入WHO（世界卫生组织）
台湾在瑞士日内瓦被再次否定，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女士亲自坐阵，台湾立委抗议被警卫架出场外！
台湾的杜正胜在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排名第5的学校）的演讲，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互争话筒！
台湾民进党的宣传片 台湾“公投”的宣传片
台湾的公投广告被某位鹰派人物改后的样子～ 2007/6/2 有趣的Youtube视频（1）
台湾政府拒絕奥运聖火，立委質詢嗆官員（好激烈！）
陳水扁掀桌（可见素质极低～）
《你好,陈水扁》-大陆第一首反台独歌曲
1984年，苏联国庆红场阅兵(很壮观哦！！！)
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疯狂～） CAUTION:部分内容国内的用户恐怕无法观看。 2007/5/12 关于中日融冰的看法
2006/9/20 一個真實的中國(大陸)~最近在baidu論壇上面看到的一篇經典文章......真的很經典.......完全是一個大剖析........推薦有興趣的閱讀~(其中很準確的解釋了我國(大陸)政治制度的畸形.......).....
我的回復是:
是楼主的原创麼?????太经典了.......真的.......真正在这个论坛值得加精的帖子~~~~~~~感叹......独特的国家,独特的历史,独特的价值观,独特的世界观,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政治体制,还有很多个独特造就了现在的中国(大陆)...........希望上帝保佑这个国家, 不,因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这裏不包括官僚+有产阶级+中产阶级),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 Reference: http://post.baidu.com/f?kz=134148701 作者原文： “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ZF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 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 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 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 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ZF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ZF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 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ZF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ZF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ZF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ZF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今天，中国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ZF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ZF之外的力量，企业比ZF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ZF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ZF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ZF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ZF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ZF，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ZF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ZF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 ZF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ZF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 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 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资本的ZF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 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2006/9/2 國家認同感？？？我就是一個Cosmopolitan~最近開始正是學習繁體。。在臺灣同學Iven的幫助下。。。因爲感覺那個才是中文。。。作為中國人連自己的文字都不學好。。。還有什么資格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裏不得不談一下國家認同感這個話題。。因爲和Iven餤了一些頗有感受。。。最近國內來了一群中國學生，好像是和Monash簽署的一個雙邊交換學生的協議。。。但是我就鬱悶了。。。開始的時候還有點欣喜，但是接著确感覺到害怕。。。不敢去和她們交流。。。不知道爲什麽。。。。因爲看到有大陸來的同學就是一群在一起。。而且中文是滿天的講。。。自己的感覺不是很好。。。也不知道爲什麽。。。。所以見到了總是躲的遠遠的。。。。 另外談到國家認同感。。很多人說一個呆在國外的人會對自己的歸屬感産生迷惑。。。但是個人而言。。我認爲大可不必。。。。我就認為自己是一個Cosmopolitan....這個其實是一個新詞滙。。。Wikipedia 上的解释是“The cosmopolitan view is the core of Cosmopolitanism, a socio-political stance or movement which sees all persons in all nations as members of a single global community -- in contrast with nationalism.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所以呢我们当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注意中国人不一定是指拥有PRC国籍的人。。）。。但是呢。。我更是一个世界人。。。。。自然站在这个角度上。。。基本上我结交了各地的朋友。。。因为已经不存在政治上的分析。。。。以致于台湾的朋友。。。我说你们的制度好。。。民主政府。。。不像大陆。。。公民不叫公民。。。真要给一个词，，，就叫“政府臣民”。。。。因为一个公民这个词汇所拥有的权力在大陆很多都无法体现出来。。。而你们台湾或者说中華民国。。。很幸运能够遇到蒋经国先生这么一个高瞻远瞩和有气魄的人。。。。能够把台湾从自己父亲的独裁统治中解救出来走向民主。。。但是呢。。。。现在的结果是。。。当年共产党拥军百万都没有把国民党打倒（注意。这里的国民党要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分开。。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确被民主打倒了。。。陈水扁的就任。。。直接断掉了国民党对台湾长达50多年的统治。。。。但是呢。。。民主带来的就是台独。。。。正面看是民主。。反面看就是台独。。。民主就是台独的催化剂。。。因为民主带给了公民选择自己“国家” 命运的权力。。。但是这个正是对面的那个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了。。。不仅是政府。。因为自从186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只在忍受割地的耻辱。。。到了后来。。。直接把割地看作是国家大耻辱。。谁独立。。就是和全中国人过不去。。。而台湾也正是中国在近代真正赢了一场战争夺回来的。。。当然就更加是中国人的自豪。。。所以大陆的民族主义最不能容忍的之一就是台独。。。。可是呢想想看。。。既然已经不能叫做公民了。。。大陆的人民自然的无法理解对岸的公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为大陆的人民不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有多大的权力。。。自然也就無法理解为什么台湾的人这么想独立。。。这么的想追求自由。。。。。 不过我最后总结到。。。。我认为倆岸现在的矛盾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的。。。如果是这样。。。。应该互相理解。。。。台湾的人因該理解大陆人对领土的不可分割性的坚持。。所以并不是大陆的人就和台湾的人过不去。。。。大陆的人也應該理解一个民主制度下形成的意识形态。。。。 可惜的是。。因为现在的两地交流太少。。。再加上大陆的民族主义这么严重。。。（注意。。产生这么严重民族主义的原因很复杂。。。。）。。。。自然的。。。矛盾就更深了。。。 不过我呢。。。就是一个Neutral。。。或者说Cosmopolitan.......当一个旁观者。。。。时不时的做点评论。。。 就够了～～～ 最後來張我的臥室的貼畫。。。近代的中國人我自己稱的上崇敬的不多。。。其中一個就是國父－孫中山。。。。中華論民主的第一人。。。。可惜變成了一個永遠無法終止的夢。。。還是那句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2006/6/3 最近在华人论坛上看到的经典帖子。。。（部分）中国经济正在迅猛发展, 但法规却跟不上, 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据报道13亿人口的中国已有了五千万的千万富豪, 千万富豪们在国内不可一世,有些现在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嘲讽起“海外的朋友”来。可对比的 12.5亿普通人生活得如何?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贫富悬殊急剧拉大, 笑贫不笑娼,甚至富人迅速地一步步挤压穷人的生存空间, 让穷人吃不起, 看不起, 玩不起, 买不起! 中国社会对12.5亿普通人公平吗? 冒险家的乐园, 反过来不就是老实人的地狱? 有千万富豪本来是好事, 可中国的千万富豪有哪一个敢公开他的致富历程? 有哪一个千万富豪可以公开传授他的成功经验(真心盼望会有)? 这是不是有掠夺12.5亿普通人来造富五千万的嫌疑? 2006/5/20 看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自己翻译的）澳洲总理John Howard 刚刚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美国总统Gerge W. Bush给予了最高规格待遇（包括在白宫小住等，和当年中国国家主席来时一个样，用以体现美国与澳大利亚深厚牢固的朋友兼盟友的关系。。 George W. Bush总统5月16日在白宫南草坪与澳大利亚总理John Howard共同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下面是本人的全文翻译。（将就了） 转至白宫官方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6/05/20060516.html 9：16 A.M EDT PRESIDENT BUSH: Good morning. Laura and I are honored to welcome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nd his wife Janette,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timeless valu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Pacific, our peoples created lands of opportunity and offered millions the hope of new beginnings. As frontier peoples, we cherish the spirit of discovery. We believe that men and women who dream big and work hard can create a better world.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also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freedom. Our two nations were once remote outposts of liberty, lands where those escaping tyranny could find a better life. Today freedom is on the move.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celebrate freedom's advance, because nations that respect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ir own people are the best partners for peace and the strongest anchors of stability in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Freedom has enemies, and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have joined together to defend freedom," said President Bush. "Together we fought the Battle of Hamel in World War I. Together we fought in World War II from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o the waters of the Coral Sea. Together we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together we're fighting, and winning,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Prime Minister Howard, you and I stood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the day before September the 11th, 2001. And our nations have stood together on every day afterwards.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that Australia is a strong ally. We admire your courage, and we appreciate your sacrifice. 我的大致翻译： 华盛顿时间早上9时16分，白宫南草坪〜 Bush总统： 大家早上好，劳拉和我热情的欢迎John Howard总理及她的夫人Janette再次访问白宫。 澳大利亚和美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虽然隔着太平洋，我们的人民创造了机会的土壤和数百万个新希望，作为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民，我们珍惜这种无穷的探索精神。我们坚信任何人都可以拥有伟大的梦想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实现那些梦想并且同时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澳大利亚人民和美国人民同样坚信自由的力量。我们曾经把自由的信念带到那些遭受专制暴政的国家的人民，那些相信可以获得到更好的生活的人民。今天，自由已经降临。澳大利亚和美国人民庆祝自由的进程，因为只有那些尊重自己国家人民的权利和地位的国家政府才是我们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追求和平和稳定进程中的最好搭档和精神支柱。 自由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总是遭遇到敌人，澳大利亚和美国人民曾经义无返顾的团结在一起为自由而战。我们肩并肩的奋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Hamel（地名），我们肩并肩的奋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从诺曼底到珊瑚海，我们一同肩并肩的奋战在朝鲜和越南。现在，我们一同奋战并且赢得了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 Howard总理，我们曾经在2001年9月11日的前一天在白宫的现在这个地点站在一起（指2001年"911"前一天Howard和Bush的白宫的会谈），从那以后我们两国就形影不离的每天都站在一起，美国人民知道澳大利亚人民是我们的一个很值得信赖的盟友。我们赞扬你们的努力，哀悼你们的牺牲。 我们都为在Bali(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巴里岛爆炸）死难的澳大利亚人感到莫大的悲痛。我们有同样的决心去打败借用谋杀无辜的人而达到发泄他们憎恨思想目的的人。为了打败恐怖分子，我们必须保持进攻，而且澳大利亚总是站在对恐怖主义进攻的最前线。 在阿富汗，美国盟友中第一个伤亡的是澳大利亚人。在伊拉克，澳大利亚特种部队是盟友部队中最强的之一，澳大利亚军队的勇敢和非凡的能力帮助上诉两国的人民取得自由，制止了恐怖分子对他们的攻击。 战争再次考验了我们联盟的坚实，然而我们的联盟仅仅是我们广阔的搭档关系中的一个部分，澳大利亚和美国在2004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我们都意识到开放的市场将会为我们两国带来更持久的繁荣。我们仍然在合作以便扩大全球贸易。在多哈协商会议，澳大利亚和美国是站在同一阵线，我们继续主张那些可以降低全球贸易壁垒的组织，这些贸易壁垒造成了发展中世界数百万的贫困人群。 我们两国同样也承担了其他的一些全球义务，我们帮助建设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合作关系，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开发那些最新的科技用来增加效率和降低污染。 我们利用本国的资源去帮助那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的受难者，我们合作一同应对全球流行病的扩散。我们共同参与了包括伊朗和北朝鲜安全问题的讨论。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美国人民赞扬Howard总理重申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他使得我们的联盟变的更加紧密。他使得我们的悠久友谊得到延续和发展，我赞赏他的劝告，感谢他的努力和付出。 总理先生，总理夫人，感谢你们的来访，我们由衷的欢迎您和您的勇敢的国家，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来到美立坚。（鼓掌） 后面就是Howard的讲话了，大致意思差不多，就是说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多么紧密啊and ect.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部分： You rightly recall, Mr. President, that the fighting men of our two countries first joined together on the Fourth of July, 1918, at the Battle of Hamel, in World War I. And in every significant conflict since, Americans and Australians have fought together in pursuit of our common goals and our common objectives. And I pay tribute, in particular,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me to the assistance of Australia in the dark days of the Pacific War in World War II. And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Australians will never forget the vital assista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xtended to our country in our hour of need, in the darkest days of World War II. .......... Mr. President, I come here as the elected leader of a nation of 20 million people; a nation that shares so much in common with your country; a nation that will shoulder he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acific region; a nation which historically has interacted not only with the people of our own region, but the people of your country and the people of Europe. 您刚才再次提到，总统先生，我们两国的军人在1918年7月4日参与的一次世界大战中的Hamel战役。从那以后的每一次战斗中，美国人民和澳大利亚人民一直为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和信仰而战斗。我特别感谢美立坚合众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黑暗日子里给予澳大利亚的帮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在我们的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伸出的援助之手，在那段二次大战中最黑暗的日子里。 。。。。。。。。。 总统先生，我作为一个两千万人口国家选举的代表来到这里，一个与您的国家如此具有共同点的国家，一个将会在太平洋地区肩负责任的国家，一个在历史上不仅和本地区的人民也和您的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人民有着相互影响和联系的国家。 2006/4/3 一个北大学子的毕业感悟(很经典的文章。。道出了为什么很多留学生不愿回国的根本原因之一）。。转贴。。出至Monash Ｕni中国同学联谊会BBS北大校训: 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 ..... 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本人是放着《马泰受难曲》看的。。。真的有那么一种酸的感觉。。。。此篇文章本出至北大的BBS....北大和清华可能是国内仅剩的学术人文的摇篮。。。想想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无奈百年北大的人文精神（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于他的学子显得太为矛盾。。（说的好啊。。北大是中国最民主的地域。。。）。。。中国社会的现实已经把太多的真理扭曲。。。悲哀啊。。。。。。（注意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的"劣根性"...）。。。 开始之前先奉上一篇调查。。。题目:清华北大毕业生都去了哪里? 连接：http://learning.sohu.com/20050714/n226310469.shtml 。。。。。。。
1，我刚工作的时候，在一家小公司，很小很小的。和我一起进去的另外2个都是普通一点的学校的。我们刚去的时候，基本上有了电话都是我站起来跑过去接，其它人根本就不动身。 以至于到了后来，电话一响，如果我不起身，大家就会一直等着，一直等到我终于忍不了了起身去接。每天下班以后，我要检查办公室的垃圾袋，看看是不是需要把垃圾袋提走。而其他人，比如老员工和另外的实习生，他们根本不会去提垃圾袋。我是北大人。我不狂。 2，工作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是大公司，它们可能有能力支付生手的培训时间和金钱，也有能力承受生手因不熟悉业务而给公司带来的损失，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小公司，它们根本就不愿意或者说无法承受这些。所以在一个大专毕业的熟手和一个北大毕业的生手中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 3，中关村乃至海淀乃至北京，是一个廉价高等教育人才市场。这个大环境决定了我们在用人单位眼里，都是金属，而不是金子。在这里，大学生就是廉价劳动力，商人看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感觉，和建筑工地上包工头看民工的眼光没有任何区别。尤其在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大部分小公司。所以，刚毕业的同学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让自己成为一个熟工。 4，在学校的时候，多交几个真心的朋友。因为工作以后，你可能就永远丧失了交朋友的权力和勇气。特别是同事，你可能一直到离开某个单位的时候，你都恋恋不舍，觉得这个单位的同事很不错。但是没准在后来的某一天，你突然因为偶然的机会发现，每天对你温柔微笑的同事曾经在你背后捅了一刀或n刀，而这些刀的直接后果就是你滚蛋。 5，在学校的时候，好好享受自尊的感觉。有人说，他读大学的时候，以为他毕业后要变成一条狗只需要3年的时间，但是工作后，他发现对自己真是太不自信了，其实要变成一条狗根本不用3年，半年就足够了。这话是我大4时看见的，过了2年后，我发现这条伟大真理完全可以和牛顿定律媲美。我们在北大里，享受的是中国最大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个可怕的甜蜜。因为当你第一次受到指着鼻子的责骂时你一下子无法接受。 6，你在北大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某人很俗。离开北大的时候，你可能会立志你绝对不要俗。但是过了几年后，你会发现只有那些完成了由不俗到俗的成功转变的同学才能衣着不俗地参加聚会，而那些尚未完成转变的同学则可能潦倒落魄地出现在你面前。所以，当你在学校的时候，千万不要讥笑（哪怕是在心里）身边那些俗又俗的同学，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将来同学聚会上的主角，也是你mm对你进行再教育的榜样。 7，当你在北大的时候，千万不要看不起那些在西门外那排小平房租房准备以考研方式杀进北大的年轻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你看来可能很功利、没有道德观、为了目的不达手段。但是你工作后你会发现这3点恰恰是北大没有教给我们的生存技能。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3点，再加上我们的学历背景，北大人一定会战无不克。事实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离开学校后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比我们成熟得要早。他们可能在更年轻得时候就受过挫折，所以他们懂得从此以后拼命。而我们一直是幸福宝宝，等到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接受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所以我们拼命得比他们要晚了很多。 8，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里，师长一直告诉我们要诚实、对人真诚。还有，中国的老话叫“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在企业竞争已经到人性化程度的西方世界可能还是真理，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商场上那是……胡说。举个例子吧，我的诚实让公司失去了一个客户，让我个人赢得了一个朋友；当这个朋友因我的诚实而给我带来一个大买卖时，我已经被公司老板因那次业务失败而炒了鱿鱼；所以最后我把这宗大买卖带到了新服务的公司。 这件事的结果最后是好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我想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幸运。工作以后，如果你每天统计一下，你会惊讶于自己现在从早晨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说假话。这假话对同事说、对老板说、对客户说、一直说到家里，如果你的女友or男友还没有工作，而是留在学校上研上博（就像我的情况），你会让他们大为震惊，他们很可能悲痛欲绝地对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然后，你可能更加愤慨地对她or他说：“这只是交际的手段/业务的需要/如果你能给我提供一个饭碗我肯定不这么说……”最后的最后，你们很可能对彼此失望，比如，对方觉得你变了；你觉得对方too naive，too simple，不理解你。 9，北大太自由了，这是身为北大人的幸运，也是不幸。在北大了你可能学会了直言不讳，而这可能正是你的老板最忌讳的。中国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中国的富人和西方的富人区别很大，中国的老板和西方的老板也很不同。我们看过很多例子，里面讲到某人因为直言而被认为是被炒鱿鱼，最后却升职了：这种故事在现实世界中简直就像是……相信灰姑娘当上皇后一样又美丽又白痴。在北大人眼里，人生来平等，即使你是老板；北大的人不少是完美主义者，他们看见陈规陋习会直接指出来；这下完蛋了，因为当老板发现你在某些方面比他还高明的时候，他会郁闷to death。即使最终他终于采用了你的建议，你也离滚蛋不远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外界评论北大人狂的原因之一。对此我的理解是，呸，有种的你就说我们狂，也别用我们的建议，别吃了我的葡萄长了肉还要说葡萄是酸的！ 10，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平时有空多看几部白痴一点幼稚一点的片子，比如《流星花园》那种。当年我对此嗤之以鼻，现在我一想起一个宿舍的女生围着一台破电脑看它的情景我就鼻子发酸！！！！现在我们已经没什么心思能沉在一部片子里耐心地看下去了，偶尔看看电视，就是拿着遥控器拼命跳台，然后骂：“tmd！这帮编电视的都狗屎！什么玩意，我要是老板非统统开除了不可，饿死他丫的！”（ps：这些话我上大学时听着都脸红，现在越说越溜） 11，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多去上上课，少在宿舍打游戏睡觉。多看看那些底高望重的老教授，没问题也找几个出来问问吧，就当小时候听奶奶讲故事。因为，工作以后就不要指望谁这么耐心给你讲东西了，老板要是让你做啥，不懂的话千万别问！自己想办法查！不要以为像在学校一样，好问是美德！你多问几句，脾气好的老板会不理你，晾着你知道你自己讪讪地走开，脾气稍微不好地老板会对你阴阴地说：“你们北大的就这素质？这都不会？”你可能会心里喊冤：“拜托！我接触这项业务才2天，我不问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想就错了。老板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他管你怎么做到的，总之你做到了才算完。我现在每想到大学时候不少次我都在课堂上睡觉，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讲堂上的老师。 12，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能谈恋爱就谈场恋爱，那时候谈恋爱才叫谈恋爱！你的她很可能只是因为喜欢你而跟你谈恋爱；你们可能大夏天一起挤公交去动物园，在臭气烘烘的车厢里晃来晃去都是一种甜蜜一种幸福；工作以后你就别指望了！如果她跟你谈了3年你还没有能买房能加薪的迹象，你就完蛋了！如果你跟她谈了3年你还没有能买房能跟她结婚的迹象，你也完蛋了，你可能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在耽误她的青春她的时间。那时候你们一起再坐公交车，你都会觉得心酸：你堂堂一个北大男子汉，还要让lp挤公交车！ 13，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多原谅舍友的小过失。不要因为她or他不小心把一杯水泼在你的英语词典上就对她or他生气甚至要求赔偿；不要因为她or他的臭袜子忘记从你床上拿走你就对别人抱怨！不要因为她or他借了你2块钱买水果一直忘记还就在意。不要不要因为她or他的无意中的缺点或失误而对他生气。当你工作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原来并没有那么讨厌，你会惊讶当初你干吗总是为这种事情而生气，你会慢慢忘记他们的不好而只记得当初你们床头夜话时的温馨、买一包零食回来大家一起吃的开心。当你刚上大学的时候，你可能感叹过真心朋友只有在高中才交得到；但当你工作以后你会发现，大学才最可能交到一辈子的能互相倾诉互相帮忙的朋友！ 14，如果你是女生，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多体谅那些你不喜欢甚至讨厌但是狂追你的男生！因为无论你多讨厌他，毕竟他们是真心喜欢你的，在他们眼里，你很可能就是天使！而在工作后，你在老板看来，很可能你只不过是狗屎！人的一生中没有多少机会得到一些最真最纯的东西，很多年后那些看起来又矮又丑的男生可能结婚成家，你很可能已经被世事磨得没有知觉，而当你再和他们相遇，你很可能会突然发现他们原来这么好、这么好、这么这么好，原来他们一点都不丑……你会很想很想哭！ 15，当你在学校的时候，多读一点书，少上网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灌水比如聊qq！因为你一旦离开校园，你就很可能顶多只有读读《瑞丽》《成都今夜将我遗忘》这样的垃圾杂志和快餐书，而不再有机会去想万圣和风入松！更不会有机会有时间有气氛去看那里的书！我在大2的时候，曾经惊觉我读的名著基本上停留在高中时代，而当我工作后我发现我读过的书完全停留在大学毕业以前！ 16，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不要总是抱怨北大的宿舍太烂太小（虽然这是事实，特别是对于那些住普通宿舍的同学）不要总是抱怨楼长阿姨太凶。你不用考虑每个季度有一堆电话水费电费物业费上网费等等等等堆在你面前，不用考虑每个季度有房东来催你交房租！不用担心万一你哪天被老板炒鱿鱼了就要露宿街头，不用每天下了班回到狭窄而空荡荡的房间痛苦地回想今天是否又挨了骂、明天要计划拜访哪个客户、这个case到底哪里让老板不满意……！！！！不用再想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竟然想不起谁可以现在说说话！！！ 17，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你可能为那些该死的偷车贼而痛不欲生咬牙切齿，你可能会在临上课前5分钟才起床，然后慢悠悠散步去4教上课；当工作以后，你最大的可能就是每天6点起床，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里焦急地等待你的公交车在堵车长龙里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爬；当你因某天某段路发生交通事故而迟到了5分钟却因为老板还没来而庆幸时，很可能某个你的亲密同事已经在准备报告给老板了。当你晚上再经历同样的堵车回到家想看点书时，你很可能发现时钟已经指到9了，而你这时候很可能还没吃饭！ 18，如果你是女生，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不要为了减肥而生饿自己把自己弄出胃病来！因为你会发现一旦你有了胃病而后工作你会郁闷 to death！而且很可能你的工作会导致你不得不得上胃病，因为你根本就没时间也没胃口吃任何东西！你在学校的时候，很可能因为某天例假来了而轻易就选择不去上课，而当你工作后，哪怕你痛得浑身发凉你也可能强迫自己不请假！因为你要把一年里有限的几个请假机会留给你最最需要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在苗条和健康中你会选择前者，等到你工作了，你会发现，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因为你的病假越多，你的奖金扣得越多！很可能最后还会导致你失业乃至完蛋！ 19，当你还在北大的时候，好好念书，享受自己作为北大人的光荣和梦想。因为很可能你工作以后你会发现北大人这个牌子不但不是你的盾牌，还很可能成为你收到暗箭的主因。 20，当你还在北大的时候，好好享受人生中最纯洁最快乐的时光！好好享受自己作为一个成人能够享受的权利和感觉。因为在你工作满5年之前，你很可能要一直像一条狗一样听人训斥：“你too naive！too simple！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21，当你还在北大的时候，把英语学好，多学几个软件，修一个经济双学位，多培养自己的忍耐功夫，多学点拍mp……少把时间花在理别人攻击北大的言论上，少和他们争论，因为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有本事就好好学东西，在你养活自己之前，北大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和你没有太大关系。 22，最后一点：不要再讥笑拜金主义者。不要再相信什么穷人也有骨气。再过几年，你很可能会悲哀地发现自己，原来3年前你讥笑的人恰恰正是3年后的自己！人生最大的痛苦，除了穷，就是自己宣判自己…… 还在北大的师弟师妹或者师兄师姐，看了这些可能会很难过，但是有些事情，越早知道以后受的苦走过的弯路会越少…… 我一直相信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从来不会因为我外界的原因而丧失希望，但是当我想在我的母校的bbs上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我的心里其实塞了很多很多令人难过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不会面对活着的东西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中的人抱怨，所以它们一直积累一直积累到成为一个角落里的球…… 我依然有梦想，我梦想将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可以在伤心的时候一个人泡在浴缸里泡上整整一天，不用在月底的时候心惊肉跳地等着房东上门收租；我梦想将来有一天我不用挨骂，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忍着屈辱每天假笑面对冷冰冰的客户；我梦想将来有一天我不用担心我会挨饿会露宿街头会万一我妈妈生病我还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我梦想将来有一天我什么都可以不想地安然入睡…… 但是我已经没有了理想…… 我想这是我最大的悲哀，也是我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全文完。。 2006/3/26 和陈也的谈话。。关于Made in China~另外。。感觉很尴尬。。。。我到处说咱们是世界工厂，，，，当地人也承认。。（他们随便拿一个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但是。。反过来。。他们问我哪个是中国自己的牌子。。。我就傻了。。。。全部是日本和小小韩国的。。。（除了一瓶广州的生抽酱油。。。。晕啊。。。干脆没有说。。）。。。这难道不引起国人的警觉！！！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基本都是在经济复兴后20年成长为世界极的跨过财团（日本的很多企业虽然在战前就已经很具实力。。但是二战基本上给于了日本工业毁灭性打击。。所以战后的日本实际上是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每年500多亿的FDI。。。。（甚至有一年超过美国）。。。但是那些都是外国公司的资本。。。他们只是利用了千千万万生活的水火之中的可怜的为了有口饭吃的中国廉价劳动力 。。。。我们的一汽又是和德国大众合作。。又是和美国通用搞联合。。。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所谓中国自己造的汽车都是大众和本田。。。顶多背后加一个一气大众。。。上海通用。。。。悲哀啊。。。。我国现阶段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GDP总量算）。。。竟没有打的响的国际企业集群（注意是集群）。。（试问一个海尔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够吗？？？？）／／／上了五百强前几名的都是什么中国石化。。。中国粮食集团这些资源企业。。。。我们要警惕中国大陆变成第二个拉丁美洲！！！！要学习印度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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